张居正简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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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居正概况
生辰:1525年5月24日农历5.03
忌日:1582年7月09日农历6.20
张居正,字叔大,少名白圭,号太岳,湖广江陵(今属湖北)人,又称张江陵。明代政治家,改革家。

嘉靖二十六年(1547年)进士,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令翰林事。隆庆元年(1567年)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。隆庆时与高拱并为宰辅,为吏部尚书、建极殿大学士。万历初年,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,代为首辅。当时明神宗年幼,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决,前后当国10年,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,收到一定成效。他清查地主隐瞒的田地,推行一条鞭法,改变赋税制度,使明朝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善;用名将戚继光、李成梁等练兵,加强北部边防,整饬边镇防务;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,亦颇有成效。万历十年(1582年)卒,赠上柱国,谥文忠。死后不久即被宦官张诚及守旧官僚所攻讦,籍其家;至天启时方恢复名誉。著有《张太岳集》、《书经直解》等。

详细:

明朝文臣,因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“宰相之杰” 。

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,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,危机四伏。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,青烟缭绕。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《庆云颂》的华面词藻,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。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,贪赃枉法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(宰相)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,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,整饬朝纲,巩固国防,推行一条鞭法,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。张居正也应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“宰相之杰”。 

“风毛丛劲节,直上尽头竿”

张居正(1525一1584),字叔大,号太岳。嘉靖四年(1525),当张居正在荆州江陵(今属湖北)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,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,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。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,照得四周—片光明,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。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,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“白圭”,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。 

白圭的确聪颖过人,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。嘉靖十五年,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,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,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,长大后尽忠报国,并替他改名为居正。这一年,居正补府学生。四年后,才高气傲的张居正又顺利通过乡试,成为一名少年举人。湖广巡抚顾璘对他十分赏识,曾对别人说“此子将相才也”,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:“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,做伊尹,做颜渊,不要只做—个少年成名的举人。”嘉靖二十六年,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,授庶吉士。 

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,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,期满后可赐编修。张居正入选庶吉士,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。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,在其引导下,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,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 

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,废丞相,设内阁,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。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,实际上也就是宰相。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,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。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、严嵩二人,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,严嵩为内阁首辅。 

对于内阁斗争,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。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,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。为此,嘉靖二十八年(1549),张居正以《论时政疏》(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一五)首陈“血气壅阏”之一病,继指“臃肿痿痹”之五病,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。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。此后,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,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。 

嘉靖三十三年,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,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。休假三年中,他仍不忘国事,亲身接触农民。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,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、饥寒和痛苦。他在《荆州府题名记》(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九)中说:“田赋不均,贫民失业,民苦于兼并。”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,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。 

嘉靖三十六年,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。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,在政治的风浪中,他模仿老师徐阶“内抱不群,外欲浑迹”,相机而动。嘉靖四十三年,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,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玉朱载垕的侍讲侍读。逾德只是个虚衔,但由于裕玉很可能继承皇位,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。在裕邸期间,“王甚货之,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”(《明史.张居正传》)。四十五年,居正掌翰林院事。 

这一年,世宗殁,裕王即位,是为明穆宗。张居正的机会来了。隆庆元年(1567),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,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,进入内阁,参与朝政。同年四月,又改任礼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土。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,此时的他大概不会忘记自己十三岁写下的诗句“凤毛丛劲节,直上尽头竿”。三十年后,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“直上尽头手”了。 

“摄夷蛮骚乱,锄当路芝兰” 

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。这时的明王朝,内则土地兼并,流民四散,草译祸起,国家帑藏空虚,用度匮乏;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,制造“庚戌之变”,南方土司争权夺利,尤其岑猛叛乱,“两江震骇”,东南倭寇骚扰沿海,民不聊生。面对这些,张居正无法轻松。 

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。自嘉靖四十一年(1562)严篙倒台后,徐阶继任首辅。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沼,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、大兴土木的弊端,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,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。但不久,隆庆二年(1568),七月,徐阶终因年迈多病,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。次年,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,控制了内阁大权。高拱当政期间,起用了一批人才,仕路稍清。 

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,后发生嫌隙。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。隆庆六年,穆宗病殁,年仅十个岁的神宗继位。张居正遂联合冯保,撺掇后妃,以“专政擅权”之罪令高拱回原籍。这样,张居正就成了首辅,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。 

平心而论,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,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,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,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,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。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,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朗的覆亡,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,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。早在隆庆二年八月,他托《陈六事疏》(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三六)中,从省议论、振纪纲、重沼令、核名实、固邦本、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,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,富国强兵。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“不知王霸之辩、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”,而误认为“仁义之为王,富强之为霸”(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三一《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》)。明确地把解决国家“财用大匮”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。而要实现这个目标,首先巩固国防,整顿吏治。 

还在隆庆年间,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,主持了固巩边防的工作。 

隆庆四年,鞑靼首领俺答进攻大同,计划称帝。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,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,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。鉴于此事非同小可,张居正写信,要祟古立刻把详情“密示”于他。原来,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,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,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。然而,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。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,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。

居正接到报告,再次写信给崇古,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,并派人通报俺答:“中国之法,得虏酋若子孙首者,赏万金,爵通侯。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,但彼慕义而来,又汝亲孙也,不忍杀之。”(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二二《答鉴川策俺答之始》)然后,指授方略,要祟古、逢时奏疏皇上纳降。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,认为敌情叵测.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。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,俺答终于被迫妥协。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,礼送把双那吉回乡,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。 

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。俺答见到非常感动,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,并决定请求封贡、互市,和明友好相处。 

隆庆五年,穆宗在后正等人的力劝下,诏封俺答为顺义王,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,与鞑靼进行贸易。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。

以心奉尘刹,不求自身利

作为—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,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。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。官吏贪污,地主兼并,引起“私家日富,公室日贫”(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二六《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》),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,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,落草为寇。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,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,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,并受到广泛的欢迎。 

基于上述看法,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。万历元年(1573)十一月,张居正上疏实行“考成法”,明确职责。他以六科控制六部,再以内阁控制六科。对于要办的事,从内阁到六科,从六科都到衙门,层层考试,做到心中有数。改变了以往“上之督之者虽谆谆,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”(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三八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》)的拖拉现象。考成法的实行,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,而且明确责任,赏罚分明,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“虽万里外,朝而而夕奉行”(《明史.张居正传》)。 

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“富国强兵”,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,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。 

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,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。万历四年规定,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,一律处罚。同年十二月,据户科给事中奏报,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,山东有十七名,河南二名;受革职处分的,山东二名,河南九名。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,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。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,使国库日益充裕。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,岁入达435万余两,比隆庆时每岁所入(含折色、钱粮及盐课、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)250余万两之数,增长了74%(《明通鉴》卷六七)。财政收支相抵,尚结余85万余两,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。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:“近年以来,正赋不亏,府库充实,皆以考成法行,征解如期之故。”(《张文忠公全集》卷四五)可见,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,但它对整顿田赋、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。 

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,更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。张居正认为人“古之理财者,汰浮溢而不骛入,节漏费而不开利源”。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。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。 

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,裁减冗员,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。据对“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,有沉滥者裁之”,竞“汰冗员二三”。同样,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。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,通贡互市,保持边境安定,减少战争费用,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。到万历二年,北边“三镇二岁之中,所费不过万余,而所省已百余万”。还通过减客兵,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,“岁所省,儿得数十百万”。 

同时,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,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。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“节用爱民”,“以保国本”,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,也是锱株必较,寸步不让。万历七年,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,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,居正据理力争,上疏说,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,“目前支持已觉费力,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,疆场意外之变,何以给之?”他要求神宗节省“一切无益之费”。结果,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,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、花灯费也被废止。在张居正的力争下,还停止重修慈庆、慈宁二宫及武英殿,停输钱内库供赏,节省服御费用,减苏松应天织造等,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。 

对于自己的用度,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。纂修先皇实录,例得赐宴一次。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,提出辞免赐宴。他说:“一宴之资,动之数百金,省此一事,亦未必非节财之道”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,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。 

张居正在整顿吏治、厉行节约的过程中,不仅自己廉洁奉公,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。儿子回江陵应试,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;父亲生日,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,骑驴回里祝寿。万历八年,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,回乡调治,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“勘合”(使用驿站的证明书),居正立即交还,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,就不能以身作则。对于明王朝来说,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。他早在内阁混斗、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,写过一偈:“愿以深心奉尘刹,不予自身求利益。”他的确是做到了。 

“量尽山田与水田,只留沧海与青天” 

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,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。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,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,增加收入。 

但张居正反对通过“开利源”来理财,因为在他看来,“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,设法巧取,不能增多”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,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,他指出:“窃闻致理之要,惟在于安民。”那么,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?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,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。为此,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,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,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。 

万历六年(1578),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,清丈田地,结果“闽人以为便”。于是在万历八年,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,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。  

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《清丈条例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,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,溢额求功。如浙江海盐“水涯草堑,尽出虚弓,古冢荒塍,悉从实税。至于田连阡陌者,力足行贿,智足营奸,移东就西,假此托彼。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,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,皆营私窖。遂使数亩之家,出愈增而田愈窄焉。”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,革豪右隐占,额田大有增加。万历八年,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,比隆庆五年(1571)增加了2336026顷。随着额田的增加,加之打击贵族、缙绅地主隐田漏税,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。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、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,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。但从理财的角度看,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,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,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“一条鞭法”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。 

张居正很清楚,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,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,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,不利于社会的安定。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,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,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,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。 

当时,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本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,如应天府(今江苏南京)的“里甲银”,浙江、广东的“均平银”,福建的“纲银”,还有江南的“十段锦”,以及有些地区的“一条鞭法”等。 

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(1531)二月,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,取得了成绩。当时御史傅汉臣曾上疏说:“顷行一条鞭法。……通将一省丁粮,均派一省徭役。……则徭役公平,而无不均之叹矣。”此后王宗沐在江西,潘季驯在广东,庞尚鹏在浙江,海瑞在应天,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。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、上元两县“行一条鞭法,从此役无偏累,人始知有种田之利,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,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”,做到了“田不荒芜,人不逃窜,钱粮不拖欠” 。 

万历五年,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,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。但由于这种做法 触犯了官绅的利益,他们便制造浮言,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:“至嘉靖末年,创立条鞭,不分人户贫富,一例摊派;……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,而最不便于江北。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,人心惊惶,欲弃地产以避之。请敕有司,赋仍三等,差由户丁,并将白栋纪过劣处。”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,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。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:“法贵宜民,何分南北?各抚按悉心计议,因地所宜,听从民便,不许一例强行。白栋照旧策励供职。”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:“条鞭之法,近旨已尽事理,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。法当宜民,政以人举。民苟宜之,何分南北。” 

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,而且可以“不分南北”,在全国普遍推广。万历九年,他终于下令,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。 

—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。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,使赋役合一,并出现了“摊丁入亩”的趋势。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。 

一条鞭法的施行,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、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。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,限制了胥吏的舞弊,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,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。当然,我们也应该看到,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,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,这是它的主要不足。 

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,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。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,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。万历十年,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,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。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,加上太仓存银,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。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。这年二月,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(1567)至万历七年(1579)间各省积欠钱粮。另外,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“重农轻商”观念,认为应该农商并重,并提出“省征发,以厚农而资商;……轻关市,以厚商而利农”的主张。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,侵犯商人利益。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,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,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,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
面劳瘁于国事,人亡而政息 

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,连十九年末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,他都未能服丧守制。万历九年(1581),五十七岁的居正,终于劳累病倒。 

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,居正病逝,舍弃了他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权力,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,撒手人寰。死后,神宗为之辍朝,赠上柱国,谥“文忠”。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,可他哪里知道,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,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。 

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,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、大地主的利益。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,他死后,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。而神宗呢? 居正在位时,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?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。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。居正当国十年,所揽之权,是神宗的大权,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,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。在权力上,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。居正的效忠国事,独握大权,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。这是帝王的逻辑!居正既死,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,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。 

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,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,神宗命潘致仕。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,他的下台,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。 

不久,言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。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,并削尽其宫秩,迫夺生前所赐玺书、四代诰命,以罪状示天下,还差点刻棺戮尸。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,自杀的自杀,流放的流放,逃亡的逃亡,一代能相之家竞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。 

人亡而政息,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,有的弃市。而朝廷所施之政,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。整个神宗一朝,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。 

然而国衰而思良臣。直到天启二年(1622),明熹宗为激励臣下,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,予以复官复荫。然一切俱已晚矣!


张居正:不会摆POSE的政治家

       ■《明朝出了个张居正》
  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  ■2007年3月出版
  ■作者:清秋子
  ■读家:赵之萍
  ■推荐指数:★★★★★☆

  ■一句话点评:有时候,摆pose比做实事来得安全。海瑞跟张居正相比,一生行事,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,但是身为道德样板,反而安全系数最高,即使大骂皇帝,也不至于遭到张居正身后这样寒风扫落叶般的结局。
  朋友激动地推荐一本书,“一定要看!”
  买了这本《明朝出了个张居正》,一口气读完,方知朋友所言不虚。
  读后第一感觉,是文字实在流畅好看。一读就放不下。不负“煮酒论史”四个字!不是一帮学者教授在会议室坐而论道探讨历史问题,而是三五好友,把酒相聚,一壶浊酒喜相逢,谈到动情处,浮一大白!以他人之酒杯,浇自己胸中块垒。句句如同好友谈天说地,毫无学究气。
  说张居正置身事外,“他为什么不湿鞋呢?因为他永远离河一尺。”
  说严嵩想拉拢杨继盛,“按他的思维,领导朝你微笑,你感激涕零都来不及,哪能恩将仇报?他算定了杨继盛能为他所用,让小严在家中设宴款待老杨。礼贤下士,嘘寒问暖,意思是很明白的———你老家伙上不上我的客船?”
  说张居正教育万历皇帝,“就是要让万历明白:你们朱家凭什么拥有天下?印尼民间哲学有曰:河里的青蛙,是从哪里来?”
  说什么很重要,以什么样的语气来说同样重要。
  清秋子在南方及北京打工多年,曾做过公司白领和编辑。善于以悲悯情怀写草根的无奈。他以草根的视角看历史看上层社会,皇室贵族都不过是被命运拨弄不能自主的可怜人。清秋子笔下,嘉靖是个神人,隆庆是个懒人,万历是个贪财的人,经历这三朝皇帝的张居正呢?是个不会摆pose的人。
  他13岁就名满天下,被誉为“国器”,为人深藏不露,智勇沉毅。若是只求自保、清誉,他不费吹灰之力。不过,张居正是个热衷于执政的政治家,不是道德名臣。他先是隐忍谦抑、曲为周旋,终于换来了成功一搏的机会。后阿附宦官、交结后宫,杂以权术,以此换取自己的政治空间,为清流士人所不齿,声名一直不甚好。张居正的一生,始终毁誉相随,即使在他权倾天下之时,抨击他的声音依然强势。
  大太监冯保,明史称他“性贪”、“横肆”、“黠滑”,大臣们或是敬而远之,或者坚决灭之。张居正相当尊重冯保,把历来骚扰外廷的后宫恶势力,变成了一个支持他改革的良性势力。两人互为利用,互为扶持。
  这算是狼狈为奸,还是双赢?
  张居正如果珍惜操守和名誉,对后宫的擅权和越位也持抗争态度,结局肯定是被雨打风吹去,根本不会再有此后十年“万历新政”的机会。“如果卑鄙才是成功的通行证,还要不要成功?”
  悖论无处不在。
  少年狂想、豪气干云是一回事,案牍劳烦、如牛负重,是另一回事。姿态漂亮,是一回事。做出实绩,是另一回事。
  书中对张居正和海瑞的比较也很有意思。海瑞对张居正的评价是“工于谋国,拙于谋身”。这话说得相当到位。张居正勇于任事,挑战的既得利益最多,遭遇的怨恨也最深。反而是海瑞这样的道德标兵,虽然跟张居正相比,一生行事,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,但是身为道德样板,反而安全系数最高,即使大骂皇帝,也不至于遭到张居正身后这样寒风扫落叶般的结局。你让别人也骂骂试试?有时候,摆pose比做实事来得安全。
  只可惜,一个百病缠身的大国,一个准则混沌的体系,容不下直臣的作为,海瑞这样的道德标兵,不具备可操作性,只有清誉,没有实绩。

  张居正对海瑞的评价也不高。原因一是当年一桩旧事。徐阶、高拱之战,海瑞一封词锋凌厉的上疏无异于一记重炮,加速了权臣高拱的全线崩溃。但事实上,他的炮轰毫无事实根据,“不过是滥用道德武器抡了一回”,这封上疏帮了权臣徐阶的大忙,不久海瑞就有应天巡抚的乌纱从天而降作为回报。后来,徐阶下台,海瑞坚决不讲面子整治徐家大少爷,清秋子分析,海瑞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清誉,“不排除有洗刷、撇清的嫌疑,不然不会做得那么绝。”原因二是觉得海瑞“操切太过”,分寸感把握得不好,治大国如烹小鲜,海瑞难当重任,会把鱼烤糊了。

  也许正是看破了这一点,所以张居正终身未起用海瑞。
  可惜,勇于任事、匡济天下又如何?张居正死后就遭清算,家破人亡,辱及子孙。长子张敬修,受刑不过,留下一封字字血泪的绝命书,上吊身亡。其他几个儿子被发配“烟瘴地面”永远充军。名臣身后,竟然是这等下场。
  从被尊为帝师,到视为臂膀,再变成逆臣贼子,命运这双翻云覆雨手,变化何其迅速。
  反而不如海瑞,得以善终,且青史流芳。
  都说历史是教科书,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衰。可是,以张居正读史之深,何以既不能维持自己的道德节操与身后声名,也没能挽救帝国的命运?读史有什么用?
  读史最多能让人在冷眼旁观、置身事外之时落个心里明白而已。一旦置身其中,即使张居正这样的千古良相、一代人杰,一样颠倒浮沉不能自已,利令智昏不知大变将至。
  历史的烟尘后,都有同样的人性。
  清秋子在他的博客上说:生活无处不在,我们需要保持尊严地前行。
  这要求并不高,却并不容易。
  因为不论是居庙堂之高的张居正们,还是处江湖之远的我们,都是被时代裹挟着前行,一路踉踉跄跄,不由自主。
明代张居正改革
张居正(1525-1582),字叔大,号太岳,湖广江陵(今湖北沙市郊区)人,明嘉靖中叶进士。隆庆元年(156年)入阁,万历元年(1537年)神宗即位,为内阁首辅,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,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最负盛名的改革家。
张居正少年时聪颖过人,十五岁为诸生。巡抚顾璘极其欣赏他的文章,中进士后改为庶吉士,每日探讨研究国家典制掌故,受到徐阶的器重。徐阶代严嵩当了内阁首辅后,很多事与张居正商议,张居正也升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。不到一年,又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,加少保兼太子太保,进入了内阁。张居正眉清目秀,胡须奇长,敢于做事,自信豪放,又城府很深。入阁后非常傲慢,从不采纳九卿的意见。每一出语,又很得要领,大家都敬畏他。
高拱排挤走了首辅徐阶,作了首辅。高拱与张居正本为好友,便高拱高傲独断,不把张居正这个当年的老部下放在眼里。张居正本以为皇帝年幼,他可以一展抱负,推行变革,可高拱保守,不肯采纳张居正的变革建议,张居正虽对高拱很不满,却外表跟从前一样,对高拱十分恭敬。司礼秉笔监冯保,深得两宫太后和皇帝的庞爱,他与高拱早有矛盾。有一天,一个司礼监的太监到内阁传旨,高拱斜着眼对传旨太监说:“这圣旨出自何人?难道十岁的孩童会下圣旨吗!”(当时皇帝仅十岁)还威胁说:“这都是你们这些太监干的,等着有一天我要把你们都赶走。”传旨太监回去后把高拱的话告诉了冯保,冯保很气愤。高拱已看出冯保的擅权,就召集阁臣张居正、高仪商议除去冯保,张居正平时就与冯保很要好,又认为此时是除去高拱的好机会,就把内阁商议的事悄悄告诉了冯保,冯保去找两宫太后哭诉,两宫太后平日就知高拱跋扈,在内阁唯我独尊,又觉得首辅连个内监都不能容,哪里有宰相肚量?于是传旨召集群臣,下诏说大学士高拱揽政擅权,威福自专,命回原籍闲住,即刻起程,不许停留,就这样高拱被驱走了,不久高仪也死了,张居正也就做了内阁首辅。
张居正为了取得皇上信任,决定每十天的经宴由自己来主讲。明朝有个“经宴”的制度,“经”是由翰林学士或有学问的大臣给皇帝讲解经书,“宴”是讲经已毕皇帝赏参加的官员们一顿饭吃。张居正要用讲经来影响皇帝,树立自己的威信,经宴日是每月2日、12日、22日,讲经时高级官员都出席,只有皇帝一人坐着,其他的听众和讲官全部肃立,张居正每次除讲经外,还讲《贞观政要》,他要让小皇帝做一个象李世民那样开明皇帝,他也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了。
张居正目的达到了,小皇帝对“经宴”很感兴趣,十天一讲不解渴,要张居正张先生(皇帝对张居正的尊称)“日讲”,甚至还要“午讲”,有时皇帝还跟张先生促膝谈心,一口一个张先生,十分恭敬亲热,张居正也不断用自己的政治主张影响小皇帝,小皇帝对张居正开始绝对信任,于是张居正有了施展抱负,进行变革的机会了。
张居正身为首辅,又得到了皇帝的绝对信任,因此大权在握,从万历初年起,一步一步地实行了他的改革。
政治上,以“尊主权,课吏职,信赏罚,一号令为主”。中心是解决官僚争权夺势、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。他认为当时朝野泄沓成风,政以贿成,民不聊生,主要原因是“吏治不清”。他以“课吏职”即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,“斥诸不职”,“省冗官”,淘汰并惩治了一批官员。在执行上,他“信赏罚”,“持法严”,使赏罚有准,不姑息。在他执政期间,“百官惕息”,“一切不敢饰非”,朝廷号令,“虽万里外,朝下而夕奉行”,行政效力大大提高。如:黔国公沐朝弼屡次犯法,应当逮捕,但朝廷舆论认为此事很难办,张居正就改立沐朝弼的儿子袭爵,派飞马前去捆绑沐朝弼,沐朝弼没有反抗,被解到京师,张居正免他一死,将他幽禁在南京。再如,张居正因御史在外常常欺凌巡抚,决定压一压他们的气焰。只有他们有一件事稍不妥,马上加以责骂,又饬令他们的上司加以考查。又如,当时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,盗贼群起,甚至抢劫官府库房,地方政府常常隐瞒这类事情不上报,张居正下令如有隐匿不报者,即使循良的官吏也必撤职,地方官再不敢掩饰真情,抓到强盗,当即斩首处决,并追捕他们的家属,盗贼因此衰败。
军事上,用戚继光镇蓟门(今河北迁西县西北),李成梁镇辽东(今辽宁辽阳),又在东起山海关,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“敌台”三千多座,加强北方的防备。并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,互市使马匹大增,减少了太仆寺需的种马,就叫老百姓折价交银,使太仆寺积蓄金四百余万。互市又使边疆在政治经济上保持稳定、正常,如封俺答(北方蒙古首领)为顺义王,在大同、宣府、甘肃等地立茶马互市,保持贸易往来,俺答长久没有来犯边关。
经济上采取的主要措施有:
(一)清查土地。他认为“豪民有田不赋,贫民曲输为累,民穷逃亡,故额顿减”,是“国匮民穷”的根源。在1578年(万历六年),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,清查漏税的田产,到1580年(万历八年),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,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。朝廷的赋税大大增加,所以说:“自正(正德)嘉(嘉靖)虚耗之后,至万历十年间,最称富庶。”
(二)改革赋税,实行“一条鞭法”。“一条鞭法”的主要内容是:(1)以州县为基础,将所有赋税包括正税、附加税、贡品以及中央和地方需要的各种经费和全部徭役统一编派,“并为一条”,总为一项收入。过去田赋有夏粮、秋粮之分,征收上又有种种名目,非常繁烦,现在统一征收,使国家容易掌握,百姓明白易知,防止官吏从中贪污。(2)关于徭役征派,过去有里甲、均徭、杂泛之分。里甲按户计征,不役者纳“门银”(户银);均徭、杂泛按丁分派,应役方式又有力差(以身应服)、银差(纳银代役)之分。现在取消里甲之役,将应征的全部门银,同丁银合并一起。“丁银”的计算办法,是将力差的“工”(劳动)和“食”(服役期间全部生活费用)折算为银;如“银差”则按纳银数再加收少量“银耗”(碎银化铸银锭时的损耗),然后全部役银以“丁”和“地”或(田粮)两大类因素统一考虑编派征收,即所谓“量地计丁,丁粮毕输于官”。自此,户不再是役的一种根据,丁的负担也部分转到“地”或“粮”中。(3)赋、役之中,除国家必需的米麦丝绢仍交实物和丁银的一部分仍归人丁承担外,其余“皆计亩征银,折办于官”。(4)官府用役,一律“官为佥募”,雇人从役。过去由户丁承担的催税、解送田粮之差、伐薪、修路、搬运、厨役等一概免除。这一改革措施赋役折银征收,既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结果,又必然促进商品经济的繁荣。
(三)任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修治黄、淮,使黄、淮分流,减少水灾。又改革漕运制度,张居正认为每年的赋税都在开春后发运,那时水患频仍,不是河水冲堤,就是河床干涸,就让漕运在十月兑运,到来年年初全部运完,这样减少了水害。这个办法推行久了,中央仓库里的粮食装得满满的,足够十年用了。
张居正的变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大明王朝的统治,但这一系列改革措施都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,促进了经济发展,他不愧为中国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改革家。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,却缺少豁达的风度,他的改革又触动了一些官僚集团的利益,自己又不甚检点,给反对派留下了许多口实,在1582年(万历十年)他病逝以后,新法全部被推翻,自己也身败名裂。而导火线则是1577(万历五年)、张居正父亲死后“夺情”事件。
封建官员父母死了,必须离职回家守孝三年,(至少27个月),假如政务紧急,离开不得,那么皇上可以“强迫”他留在位上,不回去尽孝子之情,算“夺情”。这一办法只能在极特殊情况下偶然一用。此时十五岁的皇帝离不开张先生,张居正也觉得变革正在展开,如离开,恐中间有变,户部侍郎李幼孜想讨好张居正,就首先上疏提出丧期内张居正不去职,以丧服办公,两宫太后也不愿张先生离职,于是张居正决定遵旨“夺情”了,但当时就有许多人认为这样做不可以,这些人都遭到了廷杖、贬斥甚至流放等。
第二年,张居正的父亲死去一周年,张居正请假,回原籍安葬父亲,皇帝给了他三个月假。张居正带随从和护卫还乡,一路上地方大员郊迎郊送,还送上许多赆仪和奠金。而江陵城为张居正的父亲葬礼,倾城出动,葬礼空前的盛大。张居正安葬完父亲回京,司礼太监何进代表皇帝揩百官在郊外迎接,两宫太后也各派太监李琦、李用来宣谕慰问,恩宠甚佳。但神宗自即位以来,由冯保照料他的生活,关怀备至,稍不听话,马上去报告慈圣太后,慈圣对皇帝训导很严,每每说:“要是张先生知道了,怎么办?”神宗皇帝很怕张先生,渐渐长大了,心里有一种压抑感,开始讨厌张先生了。张居正自从父丧后,更加偏激,骄纵,对官员升贬,大多凭个人好恶。周围办事的人多接受贿赂,居正的三个儿子都考中了进士,家奴游七捐钱买官,置身士大夫行列,人们对张居正越来越不满了。
1582年(万历十年)张居正病逝。反对他的人开始反攻了。反对派把矛头对准了张居正的“一条鞭法”,神宗皇帝此时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,他要自己“乾纲独断”,于是下令取消“一条鞭法”。其实已把矛头指向了张居正。反对派们更加活跃了,被冯保、张居正排挤走的前任首辅高拱也送来了《病榻遗言》,为自己申冤,辽王妃王氏也上来奏疏,说张居正诬陷辽王,霸占王府(张居正在老家江陵城住的是获罪辽王的王府),神宗终于给张居正加上了诬蔑亲藩,箝制言官,蔽塞朕聪……专权乱政,罔上负恩,谋国不忠”等罪,下诏抄了张居正家,并把其子弟全发配到“烟瘴地面”。
在朝野一片诋毁声中,只有学者李贽替张居正说了公道话,称颂张居正是“宰相文杰”。到了熹宗在朝时,有人称道张居正,熹宗下诏恢复了张居正过去的官职,并安葬祭祀,1630年(崇祯三年)礼部侍郎罗喻义等人上诉为张居正鸣冤,崇祯恢复了二个荫职及诰命,并恢复了张居正之子张敬修的官职。
张居正一生功过兼有之,但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,能任劳任怨地工作,敢于整顿松弛的政治秩序,能使国富民丰,边疆安全,也称得上是一个正直的好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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