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国藩之野焚

七半路上杀出个沈葆桢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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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久,鲍超率霆字营来到金陵城下,驻扎在神策门至钟阜门一带。至此,原定东西南北水五路大军,除西路多隆阿奉调开赴陕西,北路因统帅李续宜去世仍留安徽外,其余三路都已到了金陵。在曾国荃的统一指挥下,湘军水陆合作,拿下东南八隘:中和桥、双桥门、七桥瓮、方山、土山、上方门、交桥门、秣棱关,接着又攻占淳化、解溪、龙都、湖熟、三岔五镇。这样,金陵东南也全被湘军封锁,金陵城真正变成一座孤城了。
  金陵城墙素称天下第一。它长达九十里,高如三层楼房,墙顶部可以并排通过两部马车。城墙根与江河湖泊相连,只有通济门至太平门一带是陆地。曾国荃带着赵烈文、康福等人沿着聚宝门至太平门的城墙察看地形。只见城高墙厚,防守严密,在城外攻打,兵员和火力都不易部署。“难怪它作过几百年都城!”曾国荃心想。唯有一处是最佳的地方,那便是太平门外富贵山至龙脖子一带。此处为钟山南麓,左路地势甚高,便于架设炮位,炮子可以平射进城,足以控制城墙上的防守火力,右路地势极低,又利于开挖地洞。
  “这真是天赐予我!”曾国荃得意地笑起来。恰在此时一发炮子打过来,马被惊得前蹄腾空,身边扬起一阵灰尘。
  “不好,山上有堡垒!”康福指着山顶上一座石垒说。果然钟山第三峰峰顶上有座高大坚固的石砌堡垒,刚才的炮子正是从那里打出来的。曾国荃等人赶紧向后退。
  “九帅,那边还有一座!”彭毓橘指着龙脖子一座黑灰色石垒惊叫。的确又是一座,而且这座正筑在攻城的最佳位置上。正因为这是攻城的有利地势,故历朝金陵城防都极为注重此处。太平军在前人基础上更将这两座石垒加高加厚,把最精良的西洋大炮架在这里。给山上的石垒取名天堡城,山下的石垒取名地堡城。
  “我操他娘的!”曾国荃粗野地骂起来,“把老营移到孝陵卫来!老子非轰掉它不可,看看是它厉害,还是老子厉害!”
  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,萧孚泗、朱洪章率领节字营、焕字营,以重大代价拿下了天堡城,但城外最后一个堡垒——地堡城却始终固若金汤,任凭湘军洋炮土炮一齐狂轰滥炸,依旧岿然不动地屹立在龙脖子上,令曾国荃十分头痛。由于地堡城攻不下,城外的地道也总是挖不成。半个月间,湘军在地道口丢下数百具尸体,却无法挖通一条通向城墙脚的地道。
  这块骨头竟是这样坚硬难啃,已够使曾国荃愤怒、曾国藩担忧,不料又突然发生沈葆桢拒绝拨饷的事,更使曾国荃恼火、曾国藩气愤了。
  曾国藩任江督后,规定江西厘金全部充作军饷,漕折以及九江关洋税也经常被截留运往军营。沈葆桢做赣抚,一反前任无所作为的旧习,自己募勇建团,经费开支大为增加。太平军在浙江战场失败之后,大量人员退到江西,江西局面危急,朝廷调原隶湘抚的席宝田、江忠义率勇入赣。沈葆桢又趁机将本省团练扩大。这样一来,江西的勇丁激增到三万多人,粮饷支出浩大。沈葆桢于是常常将供应金陵围师的款项截留下来,充作江西军饷。曾国荃因此大为不满,屡屡向大哥索求。曾国藩虽极不满意沈葆桢的作为,但江西军情确实严重,他只得忍下来,好言劝慰弟弟,有时则从别处腾挪一些给吉字大营。
  去年,曾国藩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寄了封私信,叫他解九江关洋税三万两给金陵围师。蔡锦青解了一半时被沈葆桢知道,沈将蔡怒斥一顿,扬言若不收回,则撤去蔡的道员之职。
  曾国藩对沈葆桢如此不讲情面而恼怒至极。且不说沈葆桢是他一手保荐上来的,即使无这层关系,也要执行朝廷命令接受总督节制。沈葆桢此举既无情又无理,按照曾国藩过去的性格,早奏参了,但现在他忍下这口气,将收到的一万五千两银子如数归还。金陵城下的曾国荃破口大骂沈葆桢,甚至责备大哥太窝囊。曾国藩听了,只是苦笑而已,并不分辩。
  但现在是什么时候?天堡城已下,金陵城眼看就要攻破,正要拿银子去鼓励吉字大营卖命的时候,沈葆桢却将应解金陵的五万厘金全部截留,分文不给,还上疏朝廷告曾国藩眼睛里只有金陵,全不顾江西的危难,并声明若将厘金强行解走,他只有辞职不干。更使曾国藩不能容忍的是,沈葆桢还与大学士、户部尚书倭仁相勾结,通过倭仁上奏,说两湖、川、赣、粤每月协解曾国藩军饷十五万五千两,即使不能全解,每月亦有十万两的进项,且江浙大半肃清,上海更是富甲天下,曾国藩强解赣厘,不是广揽利权、贪得无厌吗?
  曾国藩看了这分转发下来的倭仁奏折,简直要气昏了。饷银不继,金陵围师很可能功亏一篑;索求厘金,又激起上下忌恨。曾国藩左右为难,忧虑重重,本已好多了的癣疾又突然发作,弄得他痛苦不堪。
  “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!”曾国藩终于忍不住对着几个心腹幕僚咒骂起沈葆桢来,“我要建议朝廷于博学鸿词科外,再增设一个绝无良心科,取沈葆桢为第一名。”
  “大人,沈葆桢太可恶了。此时断饷,简直是给金陵围师釜底抽薪,要卡九帅的颈脖子。我和杨国栋等人揣摩大人的意图,狠狠地参了沈葆桢一折。这是草稿,请大人过目。”彭寿颐从袖口里抽出两张纸来递给曾国藩。
  这几天幕僚们都在议论江西拒饷的事,人人都很气愤。彭寿颐想,当年江西巡抚陈启迈就因饷银之事被曾国藩一纸参劾。那时他只是一个在籍侍郎,客居江西,而陈启迈是他的同乡同年,尚且不能相容,罗织罪名,抗词上疏,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现在他位居协办大学士、两江总督,奉皇太后、皇上之命节制四省军务;权力之大,威望之高,三藩以来没有第二个汉人可以相比。且沈葆桢是他的晚辈下属,又是他所提拔的人,他能容得了吗?彭寿颐这样揣摩着曾国藩的心思,和杨国栋、李鸿裔、汪士铎等人商量一下,便先起草了一份言辞严厉的参折。
  曾国藩把奏稿浏览了一遍,见上面罗列了沈葆桢几条罪状:防守不力,丢州失县,吏治无方,奸宄当道,大权旁落,劣幕操纵等等,特别将这次拒绝拨饷,造成金陵不能速克的危害大大渲染了一番。照这份折子来看,沈葆桢的确不够封疆大吏之任,应予立即革职查办。奏稿在曾国藩的手中捏了很久。
  “大人,沈葆桢太可恨了,我们都为大人抱不平。”彭寿颐在一旁怂恿,“若是大人没有别的改动,我这就叫罗伯宜去誊抄。”“慢点。”曾国藩凝神望着彭寿颐那张失去右耳的脸,若有所思地说,“我再想想。”
  当年奏参陈启迈是何等的干脆利落,敢作敢为,现在对沈葆桢为何这样迟疑犹豫,拿不定主意呢?彭寿颐不可理解。
  “长庚,你是江西人,我来问问你,为何江西的巡抚老是跟我过意不去呢?沈幼丹在我幕中时也毕恭毕敬,一旦坐上赣抚之位,便也跟着他的前任陈启迈、文俊一样与我作对了。
  你知道这里的原因吗?”曾国藩两眼失神,一脸忧郁。
  关于这中间的原因,江西人彭寿颐自然知道一些。原来,江西官场从上到下对曾国藩都没好感。先是当年湘军在赣北擅自建厘卡收钱,截了地方的财路,后来又查禁私盐,空了不少官吏的私囊,最后借父丧之机,不待朝廷批准,便扔下在江西的烂摊子不管,匆匆忙忙回籍奔丧,官场一时哗然。加之曾国藩在江西几年屡败于石达开之手,一个九江城打了三年都打不下,离开后不久九江、湖口相继收复。所以江西官场都认为曾国藩既乏军事才能,又好利争权。”
  沈葆桢在江西当过多年地方官,对过去的事情很清楚,做了赣抚后又听到上上下下的议论,觉得他们讲的有道理。尤其是江西并不富裕,他为筹集本省军饷已弄得焦头烂额,曾国藩却像催命鬼似地催促江西解饷,为了弟弟的首功就全然不顾别人的死活,激怒了沈葆桢和江西全省官吏,遂一致决定和曾国藩斗一场。沈葆桢自认一身清白,无把柄给曾国藩抓,宁愿丢掉乌纱帽也不屈服。
  这些情况,彭寿颐能对曾国藩讲吗?何况彭寿颐虽是江西人,却素来恨江西官场,他并不认为江西官场对曾国藩的意见有道理。
  “大人,江西官场历来风气不正,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,谁到江西当巡抚,都要变坏。”
  彭寿颐愤愤地作了回答。曾国藩听了后不置可否,又看起奏稿来。稿子拟得不错,行文措词,严密周到,无隙可击,这些年来,在曾国藩的指点下,幕僚们拟稿的水平大为提高。
  当时两江总督衙门上报的奏章,被誉为海内第一,成为各省督抚学习的范本。曾国藩几次下狠心,欲签上“照缮”二字,但最后还是决定不发。
  首先,参沈葆桢这事本身便是不妥。沈是自己一手保荐的,说沈该革职查办,岂不等于说自己荐人失察?因李元度事,已向朝廷承认荐人有误的曾国藩,不愿再给自己的脸上抹黑。再说,催饷解金陵,虽是为了打长毛老巢,但一半也是为了自己的弟弟,这一点,朝野上下也洞若观火。位高权重,本已到招人嫉妒的地步了,再来个为军饷而参劾自己节制内的巡抚,更会给攻讦者提供口实。越是对方锋芒毕露,越是要柔弱退让,方能显出自己的理直气壮。将欲取之,必先予之。他决定以柔克刚,以退为进。
  曾国藩松了一口气,将奏稿平放在案上,伸直了腰板。彭寿颐以为要批发了,遂赶紧把笔蘸上墨递过去。曾国藩摇了摇手。
  “大人。”彭寿颐仍不甘心,“从来下属都要服从上峰,方可收指臂之效,沈葆桢以巡抚当此军情紧急之际抗命总督,参之于理不碍。”
  “长庚呀,你不懂我的苦心。”曾国藩神情黯然地说,“沈幼丹有意掣肘,我哪能不忿恚,但细思古人办事,掣肘之处,拂逆之端,世世有之,人人不免。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,百计设法以锄异己,这是权臣的行径;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,委曲求全,且以无敌国外患为忧虑,这是圣贤的用心。我正要借沈幼丹之拂逆以磨励自己的德性。”
  “大人,你太仁慈了。”彭寿颐动情地说,“要不我为大人写封私信给他,明白告诉他红顶子是大人给的,要他知趣点。”
  “长庚,你别乱来,你熟读史书,当知娄师德不市恩的故事。前朝出了一个娄师德辉耀史册,本朝就不可以再出一个吗?”过了一会,曾国藩长叹一口气说,“即使你说明也没有用,我知道沈幼丹不是狄仁杰。”
  彭寿颐不能再说什么了,拿起奏稿悻悻退出。曾国藩提起笔,想了想,自己动手拟了一个词气委婉的“沥陈饷缺兵弱职任太广户部所奏不实”的折子。先叙述户部所言两湖、川、赣每月协济银十五万多两之事全系捕风捉影。四川五年来无丝毫之款,湖南今年也未解过,江西解来的九江关洋税已退还,只有广东今年解了九万两。写到这里,曾国藩不禁暗自感激老友郭嵩焘。自从去年郭嵩焘署粤抚以来,粤厘几乎没有断过。湖北的协济,也只是供应原归湖北发饷的几支部队,并不是支援围攻金陵的湘军。接下来,曾国藩思考良久,写下了几句沉痛的话:“臣才识愚庸,谬当重任,局势过大,头绪太多,论兵则已成强弩之末,论饷则久为无米之炊,而户部奏称收支六省巨款,疑臣广揽利权。如臣虽至愚,岂不知古来窃利权者每遘奇祸。外畏清议,内顾身家,终夜悚皇,且忧且惧。”
  写到此处,他不免有些心绪烦乱,停下笔来,久久地望着窗棂出神,沉思良久,才又接着写下去。又说,他现在所居之职,以前是六人分任,多次奏请皇上简派德高望重的大臣会办,均未蒙俞允,特再次恳请皇上派员南来,非敢预为诿过之地,实以绵力而兼病躯,自度不足捍御贼氛,不得不沥陈于圣主之前。
  写完后他从头至尾再仔仔细细斟酌一番,作了几处小小的改动,颇为满意了。正要传令罗伯宜誊写,杨国栋进来了。
  “大人,现在正有一笔大款,名正言顺是我们的,大人何不向朝廷要来?”
  “哪里有一笔我们的大款?”杨国栋的话,曾国藩一时摸不着头脑。
  “大人忘记了?前年退李泰国代购的舰队,李泰国答应赔朝廷五十万两银子。买舰队本是为了打金陵,这笔钱是给我们的。现在舰队没有了,退回来的五十万银子,岂不该归还给我们?”
  “对,对!”曾国藩顿时高兴起来,“国栋,你这个提醒太重要了,这段时期被沈葆桢搅得昏头昏脑,居然忘记了这件事。那五十万两银子当然应该归我们!”
  “银子是分两批交还的。第一批二十九万已上户部的帐,再要出来怕难了,第二批二十一万尚在上海。大人一面向总理衙门去一份咨文说明这个情况,要他们向户部讨还那二十九万,另一方面赶急给少荃去信,命他将在上海的二十一万速解金陵。”
  “行,就这样办。麻烦你代拟个给恭王的咨文,少荃的信由我来写。”好比一条在干涸的沟渠里奄奄待毙的鱼,突然得到一股清泉立时活跃起来一样,曾国藩忘记了与沈葆桢斗气的懊恼,兴冲冲地握笔作书。
  朝廷很快作了裁决,江西厘金一半留本省,一半解由江督支配,李泰国退还的五十万两银子全部作为军饷,留在上海的二十一万立即调往金陵,以救燃眉之急。一场危机终于渡过去了。
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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