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为公——孙中山传
对“宋案”犹豫不定的国民党
宋教仁遇刺时，孙中山正率大批国民党随员作访日之行，得知消息后，他立即中止访问，于1913年3月25日返抵上海。当晚孙中山等人便在黄兴寓所召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，以商讨对策。据当时的报纸报道，“随至黄克强（黄兴）先生家，相见泪下，谓不意海外归来，失此良友……”
孙中山此前对袁世凯的种种幻想这时已完全破灭，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，他力主起兵讨袁。但与会者中除戴季陶一人随声附和之外，其余多力主通过法律方式解决，黄兴尤其主张慎重。
此时的国民党已非在野时的同盟会，冒险犯难的精神已大不如前。握有兵权的同志大都作了各省都督，有了自己的地盘和既得利益，对孙中山的讨袁指令大都借故推脱，坚决支持的只有江西的李烈钧和上海的陈其美，武力解决的事遂耽搁下来。由于赵秉钧拒绝上海特别法庭的传讯，法律解决也陷于停顿。
4月26日，南方革命党本已燃烧的怒火又被浇了一桶油。袁世凯为了筹集军费对付国民党，不顾各方反对，未经国会讨论通过，便完全接受银行团所提的苛刻条件。当天夜里，由国务总理赵秉钧、财政总长周学熙、外交总长陆征祥与汇丰、德华、东方汇理、道胜、横滨正金五银行代表违法在北京签字，共借2500万英镑，名曰“中国善后借款”，以全部盐税及关税余额为担保。参议院议长张继、副议长王正廷得讯后阻拦无果，遂以议长资格通电，不承认借款合同。
1913年4月29日，安徽都督柏文蔚率先通电反对借款。5月3日，孙中山与黄兴联合通电“各省政府和人民”，要求禁止银行团借款给北京政府，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、广东都督胡汉民与湖南都督谭延闿也表示了同一立场，但在当年各省都督，表示反对借款的只有他们4位，而通电赞成者则有17省的都督。
实际上，早在国民党内部对待袁世凯态度摇摆不定时，袁世凯已开始了一系列应对之策。5月6日，袁世凯在总统府召开秘密会议，布置南方的军事，宣称要“除暴安良”，严厉指责孙、黄等人是“捏词耸听、淆乱人心”；陕西都督张、山西都督阎锡山、直隶都督冯国璋、奉天都督张锡銮、山东都督周自齐与河南都督张镇芳等联名通电，指斥黄兴等“不惜名誉，不爱国家，谗言横行，甘为戎首；始以宋案牵诬政府，继以借款冀逞阴谋”，其中张凤、阎锡山都是国民党人，表明国民党已经分裂。
在完成军事部署后，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为了逼迫南方首先发难，以中央名义，先是解除了李烈钧江西都督的职务，以自己阵营的黎元洪代之，接着又罢免了胡汉民与柏文蔚；与此同时，袁世凯拟定军事计划，三路大军向江西、安庆及南京出发。袁当然知道革命党人不会甘心束手就擒，而是一定要反抗，这样中央对南方用兵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。
果然，1913年7月12日，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，以江西讨袁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讨袁檄文，号召“天下共击之”。此后数日内，国民党控制的江苏、安徽、广东、上海、福建、湖南及重庆的部队川军相继响应，一时间颇有声势，似乎要重现辛亥年的局面。
但实际上，形势已与当年大不相同。满清政府退位后，全国人心思治，希望国家早日走上安定建设的轨道。宋案的发生虽使举国哗然，但多数人认同由法律解决。至于国民党方面，由于许多杂牌小党的加入，已成为一个谋求政治利益的俱乐部，就是原来老同盟会的同志，大多以为大功告成，转而热衷于仕途名利。所以国民党声势虽大，但肯于跟孙、黄反袁者甚少，其中又多犹豫动摇者。内部分歧，举事仓促，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。起义各省的部队，在兵精饷足的北洋军面前，望风披靡，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就溃败。孙、黄及革命同志们只得东渡日本再度流亡。革命党人原有的地盘悉数为北洋所接收，北洋的势力第一次越过了长江。
为了获得当选总统的足够选票，把中间的进步党人（5月底，与国民党相对立的黎元洪的共和党、章太炎的统一党与梁启超的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）从国民党中彻底分化出来，坚定他们的拥袁立场，袁世凯还特地挑选了进步党人的熊希龄，由他组成了所谓“一流人才内阁”。“一流人才”，主要是指内阁成员多为政坛名流，如梁启超、张謇、汪大燮等。
10月6日，参、众两院议员举行总统投票选举，本来袁世凯已将对手打尽，当选不成问题。但他仍然担心当天不能选出来，就在议员都到会之后，操纵了数千人，号称“公民团”，包围了议会，声称不选出总统不准议员出来。投了两次票，袁世凯都没有得到法定应得的选票，被关在内的议员们人困马乏，直到晚上才被迫选袁为总统。这种卑劣的做法也成了历史的一大笑料。
袁世凯后来更加明目张胆，他先取消了国民党议员资格，各省议会也纷纷取缔国民党，于是，自辛亥以来国内最大政治势力的国民党土崩瓦解了。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更是直接解散了国会。自此，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在中国真正占据了主导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