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为公——孙中山传
萍乡醴陵起义
1906年秋，中国中部闹灾荒，而湖南和江西交界的萍乡、醴陵、浏阳等地特别严重。9月，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和蔡绍南按总部指示回到湖南，和长沙的同盟会会员魏宗铨一道发动萍乡、醴陵、浏阳一带的洪江会党，以“灭满兴汉”为号召组织起义。
10月初，萍乡起义的风声被当地清政府官员知悉，开始采取行动，突袭麻石机关，缉拿捕杀会党头目。
12月4日，在会员意见不统一、思想准备尚未完全的情况下，醴陵的洪江会仓促发动起义，占领了萍乡县城以北90里的上栗市，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湖南军先锋队，发布了《中华民国军起义檄文》，并以孙中山的名义向各地会党发布了《中华共和国革命军大总统照会》。浏阳的会党、萍乡的矿工、醴陵的兵勇都一呼百应，起义军达到三万多人，震惊了长江南北。
这次起义是会员而并非孙中山发起的。起义后，刘道一曾密电东京，但被湖北电信局扣压。12日，在日本的革命同志从日本报纸上获知起义消息后，纷纷要求回国。12月13日，清政府电令张之洞、端方、岑春煊合力围攻起义军，在清军重兵镇压下，轰轰烈烈的萍浏醴大起义，经过半个月的奋战，以失败告终。起义领导人刘道一、魏宗铨等都先后被杀害。
当时孙中山并没有及时得到起义失败的消息，次年1月，他还前往日本作家池亨吉寓所，邀请他去中国参加武装起义；而在国内，被震惊的清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革命党人，张之洞、袁世凯等上奏朝廷，“革命排满之说，以孙中山为罪魁”。1907年2月13日，清廷致函伊藤博文，要求日本政府驱除孙中山出境。
考虑到孙中山已经在日本形成的影响，又顾及本国在华利益，日本政府于是采取秘密赠送旅费的方式，并设宴为孙中山饯行。原本就计划南下组织起义的孙中山表示同意，东京的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听说这个消息，也赠送一万元，表达对中国革命的同情——孙中山万万没有料到，这会成为日后他经历的一个惊涛骇浪般的“倒孙风潮”的源头，此为后话。
在筹集经费方面，孙中山还有过两个比较有趣的小插曲。
1905年6月，孙中山准备结束欧洲之行从巴黎返回日本。留德学生会会长宾敏陔记述：孙中山从巴黎来信，让“速筹速汇”，以便启程。接函后，几个留德学生，“彼此切实核计，算二等船费若干，由巴黎至马赛二等车费若干，统计汇去佛郎二千元”。不料没几天接到汇款的孙中山来电训斥，说：“吾乃中国革命领袖，若以来函所云，车船以二等计算，有失中国革命家脸面，绝对不可，望再筹汇。”宾敏陔与其他几位留学生领袖都不是什么富人，平时也不敢同人讲革命二字，他只好将会金2000多马克（合3000法郎）汇去，孙中山才得以成行，宾敏陔在剩下的两年内省下饭费陆续归还了会金。
1906年冬，东京同盟会本部急需经费，孙中山想起了与他有一面之缘的一个朋友张静江。
当时任清驻法使馆商务随员兼巴黎通运公司经理张静江，在法国轮船上获悉孙中山同船，便拐着一条残足，主动走访孙中山。张静江对孙中山说：他深信非革命不能挽救中国，而自己在法经商，愿意助先生一臂之力。他把名片给孙说：“这上面有我在巴黎的地址，我必当尽其所能。孙先生需要多少，我就付多少！”孙中山十分高兴，与张静江约定了通电的暗号：即给张发去“ABCDE”五个英文字母中任何一个字母的电文。这些字母分别代表1、2、3、4、5万法郎。来电只写暗号，不必说出原因，他也会如数汇去。
当孙中山日后提出找张静江一试时，黄兴不信，但病急乱投医，还是让胡汉民按地址向巴黎发了一个只有“C”字母的电报。同盟会人听说此事，或笑孙幼稚可笑，或说孙滑稽荒唐，或跟孙打赌：“就凭一个C，能讨来三万法郎，岂非太阳从西边出？”不到20天，一纸三万法郎的汇票，从巴黎汇到东京的同盟会总部，令孙黄大喜过望。孙中山称赞他是同盟会时期“出资最勇而多者”。张静江与蔡元培、吴稚晖、李石曾后来被并称为“国民党四大元老”，当时像他这样一位政府随员和富商，也愿意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，确实是革命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信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