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为公——孙中山传
《建国方略》之一：《心理建设》
1918年，有名无实的“元帅”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，6月底到达上海，居住在法租界内。孙中山是位勇于不断思考的革命者，辛亥革命虽然成功，但这几年内遇到的无穷无尽的新矛盾，使他陷入了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新的思考，探索中国革命的症结之所在，也“时时研究建设”，积极构思关于国家现代化的总体设想。其最终体现，便是由《孙文学说》、《实 业计划》和《民权初步》三篇文章组成的宏伟蓝图——《建国方略》。《孙文学说》原拟包括卷一“行易知难”、卷二“三民主义”和卷三“五权宪法”，但后两卷未能完成，仅卷一部分于1919年春夏间出版，后编为《建国方略之一：心理建设》。
知行学说是中国古老的哲学命题之一，对“知”与“行”的关系，也各有各的看法。这次蛰居上海期间，孙中山从总结经验的需要出发，再次关注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。他发现反“知易行难”之道可以用来鼓动革命，于是产生他的学说《行易知难》。孙中山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民国以来，“人心涣散”、“不图进取”、“国事日非”的根源，就是国人存在着传统的“知之非艰，行之惟艰”的心理障碍。
关于现代化事业的《建国方略》，为何要从“心理建设”、论证“知难行易”的哲学认识论讲起呢？原因在于孙中山相信，振兴一个国家，首先要解决的是国人的心理认识问题。在这一点上，孙中山不赞成简单理解和实行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的格言，也明确反对“知之非艰，行之惟艰”的古训。为了使自己的学说通俗易懂，他援引生活中饮食、用钱、作文、建屋、造船、筑城、开河的实例和《孟子·尽心》的说法，论证了“行易知难”“实为宇宙间之真理，施之于事功，施之于人心，莫不皆然也”。
与古代流传下来的“知易行难”之说相对，“知难行易”是孙中山提出的一种“心理建设”的号召，其目的是批判当时革命党人在革命前惧怕困难的退缩思想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孙中山积极主张“知难行易”说，本意并非要在知行关系的哲理探讨方面有所作为。实际上，他的有关论述并不严密周全，从学术意义上分析，也并无特别之处。重要的是孙中山想通过鼓吹“知难行易”说，从解放思想入手，动员广大民众，积极行动起来。孙中山强调，勇于探索，敢于冒险，是推进国家现代化所必需的心理准备。为此，他特别批评国人的保守心理：“盖中国之孤立自大，由来已久，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，故不能取人之长，以补己之短。中国所不知所不能者，则以为必无由以致之也。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，而思想则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，故尚不能利用外资、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。”这些批评，不仅在当时切中时弊，在今天看来，仍不失为思想解放的先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