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为公——孙中山传
广州起义，革命的前奏
从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开始，到1908年5月云南河口起义的失败，孙中山在粤、桂、滇边境连续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，在这些起义中，孙中山把会党作为起义主力的思想非常明显。
金冲及、胡绳武在《辛亥革命史稿》中对孙中山依靠会党发动武装起义一事，作了深刻分析。两位学者认为，中国近代的会党，主要是以游民、流氓无产者为主体的，优点在于这些人都处于社会底层，对社会现实有着强烈不满，富有反抗性，容易一呼百应，也倾向于接受革命党人反满宣传的影响。但缺点也很明显：他们缺乏真正的革命觉悟，难以从事持久的斗争，一受挫折，更容易一哄而散；缺乏严格的纪律，战场上不服统一指挥，各自行事；成分复杂，有些人甚至打家劫舍，杀人越货。
以河口起义的失败为契机，革命派策划武装起义的活动重点，开始转向正式军队，特别是新军。确立这一方针后，革命领导人把视线转向驻扎在广州的新军，集中力量在此策划起义，原计划起义时间在1910年正月元宵节前后。
1910年2月9日，广州新军因为一个偶然事件，与当地警察对峙起来；第二天，新军士兵结队持枪冲击警察局，发生枪战，两广总督袁树勋将闹事士兵集中，并收缴机枪、弹药。闻知消息的新军纷纷携枪离营，群情激愤。
事态发展完全处于自发状态，没有人主持大局。黄兴、胡汉民、赵声等紧急商议后，决定将起义日期提前。倪映典于2月11日夜赶回广州燕塘时，发现士兵情绪高涨、局势难以控制，但队伍内部涣散，缺乏明确的计划和组织，弹药也不足，而清兵已调集一些兵力严加防范。倪映典深知起义不能再拖，当机立断马上发动起义，义军3000人公推倪映典为总司令，分3路向广州城推进。
在推进到牛王庙时，义军主力遭到巡防营统领吴宗禹率领的兵力阻击。清军以商谈为名，将倪映典诱骗入兵营中杀害。义军一下子失去了指挥，陷入混乱，起义随之失败。
新军起义的当天，一个年轻人给孙中山和同志们留下一封告别信，慨然北上。起义一再失败的消息，让这位心中充斥着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决意采取另一种革命方式，他便是27岁的汪兆铭——我们所熟悉的汪精卫。
见革命一再受挫，汪精卫认为只有暗杀清廷重臣才是革命成功之路，他的想法被孙中山、黄兴劝阻，但汪精卫与黄复生、喻培伦等7人组织了暗杀团。黄复生、喻培伦先期到了北京，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开了一家照相馆，作为活动据点。汪精卫与两位会合后，在摄政王载沣上下朝必经的什刹海旁之甘水桥下埋设地雷。不料，他们的行动被警察发现，4月16日汪精卫与黄复生被捕。审讯中，汪、黄争当“主谋”，连肃亲王也被感动，将极刑改为终身监禁。
自189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以来，革命党人已经发动过十几次起义了，这些起义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，不少同盟会的干部及会员产生了严重的悲观失望情绪，在此关键时刻，孙中山再一次表现了一个革命家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。
1910年年初，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，孙中山由美洲经檀香山、日本，于同年秋来到马来亚槟榔屿（又称庇能），打算再举起义。他约胡汉民、黄兴、赵声商议，其兄孙眉，华侨同盟会会员邓宏顺及雷铁毅、杨锡初等人也参加了会商。当讨论到革命前途和下一步革命计划时，几个人默默不语，精神不振，相顾无策。孙中山见状说：“一败何足馁，吾之失败，几为举世所弃，比之今日，其困难实百倍。今日吾辈虽穷，而革命之风潮已盛，华侨之思想已开，从今而后，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！如果众志不衰，则财用一层，予当力任设法。”
孙中山的一番话，打破了会议的沉闷气氛，黄兴也表示同意孙中山再举起义的倡议，并陈述了选择广州作为发难地点的意见。孙眉更是催促孙中山召集南洋同志，开会商议并举行筹款。
在一次秘密的筹款会上，孙中山作了一次令人感动的演说，意为这次准备的起义将是他推翻清王朝的最后尝试，假如起义再失败，他就荐贤代自己领导革命。与会者均被他的演讲所感动，大家当即捐出 8000元港币做准备活动的费用。
孙中山本打算亲自赴南洋各国去筹款，但因从事革命，许多国家都拒绝他入境。自第一次广州起义后，被迫离开香港，孙中山又先后被新加坡、越南、暹罗、日本政府迫其离境，南洋的荷属、英属岛屿国家都不许孙中山居留。这样，孙中山在南洋一带难以立足。加之，此前南洋各地华侨革命党人多次为革命起义捐献大笔款项，“大有接应不暇之势。出钱者因多叹元气之未复，劝捐者亦殊党开口之为难也”，孙中山只得赴欧美另辟财源。恰逢此时，冯自由从加拿大来电邀孙赴美洲筹款，孙遂只身前往，将南洋一带事务委托给胡汉民等人。
1911年2月17日，孙中山到达纽约，随后又到了旧金山、加拿大的温哥华等地。每到一地，他都说服华侨们为国内革命起义捐款，一共募集了7万多元，全部汇到了香港。在南洋，邓泽如也募集到了5万多元，第二次广州起义所需经费已基本筹足。